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的判断是多数国家经济继续下滑，各国股市继续振荡下行，世界经济步入衰退的可能性都将很大，相对主要大国的经济而言，中国经济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也会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和影响。
另一个资金融通渠道就是资本市场。支持高科技企业发展，就要把坑蒙拐骗、搞虚假信息的企业坚决剔出市场，把更多的资源留给高科技和好企业发展. 蛋糕就这么大，人口老龄化已经到来，后面我们的储蓄率也会下降。
所以贫富极度分化一定会带来最终消费的收缩，从产业链下游到上游产生收缩的压力。另外，长距离的产业链对环境、气侯的变化都会产生不利的持续影响。银行、投资者都面临资产荒，资产荒其实就是好企业荒，有效率、高成长、自律的好企业太少。居住背后有非常广泛的产业链，一旦贫富极度分化，老百姓没有能力买房或没法形成需求，就会沿着产业链形成强大的收缩。未来人们的消费越来越强调个性化，其中有两个内涵，技术的内涵和文化的内涵。
根据美国税法，跨国公司海外投资收益只有在回流的时候才纳税，所以资本就在海外进行再投资，不回到美国纳税。这个报告影响非常大，直接让英国和美国政府改变了原先的群体免疫政策，开始进行干预。我们建议所有档企业所得税税率在未来3个月下调20%，对应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由25%降为20%。
而应该充分吸取这次疫情冲击的教训、反思我国经济体系的核心短板，聚焦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逻辑，制定一整套符合经济学激励相容原则的政策组合，既能有助于实现短期决胜小康的政策目标，也能够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实现2035和2049的伟大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现在相当于美国的43%左右。另一方面，出台的政策要有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转换动能、优化结构、改变增长模式。今年针对疫情，中央进一步将3-5月份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税率由3%降为1%，湖北省免征3个月。
其中多数老旧小区居住环境差，配套设施不齐全，已严重影响居民生活水平，亟待改造。针对降低个人所得税，我们认为应加大对中等、高收入群体的减税力度，提高起征点，降低税率水平。
历史上我国曾两次发行特别国债：98年发行2700亿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四大行资本金，以应对97年亚洲金融危机。提升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摆脱对以债务来驱动高投资率的增长模式的依赖亟待破题。更重要的是，大量的伴随城镇化的房地产、基建设施、公共服务等投资不可能有太高的效率，盲目的大量投资最终变成无效投资。由于受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需求升高与通货膨胀的影响，必要情况下可考虑发行2万亿左右特别国债。
如果0.5个百分点的估测大致合理，那么今年中国GDP增速将在5.6%左右，经济增长仍在合理范围，能够实现两个翻一番的战略目标。目前全球多个国家疫情愈演愈烈，若新冠病毒扩散为全球性重大事件，则其影响或将类似97年和08年金融危机，致使多国经济增速放缓，外需下滑，将对我国出口造成严重冲击。连月的疫情防控工作大幅抑制了居民正常消费需求。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含建筑）现阶段只是高收入国家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这意味着未来我们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然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储蓄率的下降会对我们未来保持高投资率带来挑战。
在经历了疫情爆发早期的进退失据之后，一个过去曾多次经历各类危机的国家展现出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湖北人民的巨大牺牲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配合和服从，使得我们逐渐增强了战胜疫情的信心、有效防止疫情继续肆虐扩散。在企业所得税的中央与地方的上缴比例上，2018年数据显示中央为63%，地方为37%。
与美国比较能说明问题。人口不足，服务业很难发展，新兴产业很难涌现。
资本方面，我们通过基建、房地产、土地等投资，形成了大量固定资产，再以这些资产为抵押品形成银行信贷，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社会信用扩张，加速了中国经济货币化和资本化程度，为中国经济提供了非常稀缺的资本要素。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的恢复既关乎今年决胜小康目标的实现，又能够有效促进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推进。5. 必要时刻考虑发行特别国债。通过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基础服务均等化，增大了城市集聚效应和城市所能容纳的最优人口规模，促进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将更多的人纳入市场，通过集聚实现人均收入增长，通过集聚实现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差异互补发展，最终缩小发展差距。2018年底，住房公积金缴存余额扣除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等仍有8000亿左右结余，我们认为可以尽快制定公积金制度改革方案，引导公积金参与供给端建设。具体而论，经济政策讨论一方面需要仔细分析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有多大从而避免过度对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over-hedge）。
我们建议对受疫情影响较重的低收入就业人群发放消费券补贴，并向对疫情严重地区湖北省倾斜，湖北省就业人群全员发放消费券。我们建议对所有档的税率同时下调，原因有四个：第一，目前企业所得税的分档方式本身就包含了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集成电路等企业的税收优惠部分，如果调整中再次分档对待或扭曲了产业结构激励。
中国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受益于积极参加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在保持个税税率级距不变的情况下，将税收起征点由5000/月调高至6000元/月，降低36000元/年至144000元/年各税档预扣率1%,144000元/年至660,000元/年各税档预扣率降低3%，超过660,000元/年部分降低5%（详情请参见下表）。
当然2010-2018年这段时间，增速开始出现下滑，大约降到年均2.1%左右，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在这个阶段下降与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有密切关系。（3）考虑到正在和陆续将要出台的各项对冲政策的影响，在经历第一季度的经济回落后，第二、三季度经济数据会显著回弹，疫情对全年数据影响的程度可能进一步收窄。
我们认为，在经济政策存在多个目标时，政策设计的逻辑应该符合经济学里的激励兼容原则——既能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稳增长进而实现短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又不会导致意想不到的负面政策后果（政策导致长期结构性问题恶化）。目前REITs可以优先支持铁路、收费公路、干线机场、水电汽热等市政工程、污染治理、仓储物流等基础设施补短板行业、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以及高科技产业园区和特色产业园区等。我们推测中国实际纳税人口占就业人数的20%左右。因此，我们认为在制订疫情之后的经济政策时应当把握中国经济的核心逻辑，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回到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上来，做到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激励相容。
颜色是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副教授。图1给出了今年1-2月上证指数、恒生指数和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变化。
发放消费券可借鉴香港特区政府补贴政策，香港拟以现金补助形势向18岁或以上市民每人派发1万元。我们正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
在2月23日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最高层明确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给经济运行带来明显影响，但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目前全国各地已积极复工复产，真正影响企业生产和居民收入的周期可估算为2-3周时间，因此按照最低月工资标准的一半左右（即1000元）发放消费券较为合适。
根据人社部2019年发布的全国最低工资标准，上海月最低工资2480元居全国之首，青海省为最低，最低工资标准为1500元，其中，湖北的标准为1750元。其二，道琼斯指数在1月底疫情汹涌时有过窄幅调整，但总体趋势平稳，2月20日前并未受到我国疫情防控情况的明显影响。疫情期间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是帮助中小微企业渡过难关。从5G的建设需求来看，将会采取宏站+小站组网覆盖的模式，2017年我国4G基站达到328万个，而5G基站总数量将是4G基站1.1—1.5倍。
收入在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这种分配结构是否有利于支持消费增长？而且，我们目前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高峰期即将结束，服务消费需求在上升。针对消费券补贴政策，采取现金补助的形式发放消费券1000元，对湖北省就业人口全员发放消费券，除湖北外全国的低收入就业群体发放消费券。
传统基建虽仍有发力空间，但疫后基建投资也切忌重走上一轮刺激政策老路——因为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缺乏约束、金融体系承担准财政功能、国有企业隐性担保机制、产业政策诸多弊端的存在，造成地方政府债务、银行坏账风险加大以及大面积的产能过剩等问题。重新计算税改后速算扣除数和每档纳税人数后，5000-6000元/月就业者将免交个人所得税，约减少个人所得税上缴86.9亿元。
经测算，到2030年，预计5G将带动直接产出3.4万亿，间接产出6.2万亿。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35.7，比1月下降14.3;非制造业PMI从1月的54.1下滑到29.6。
